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结合。这一取向实际上仍未逃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窠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失败的命运。然而，他在面对现代化时表现出的注重融合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思路以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努力，在今后仍有其借鉴意义。     

试析梁启超诗学的启蒙主题

梁启超将启蒙作为其诗学主张的核心主题 ,并自觉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其诗学体系之中。他明确提出诗歌要用当时的新语句来表达新意境 ,诗歌要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 ,宣传当时欧洲先进的精神思想 ,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启蒙是梁启超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诗学的基础 ,是理解他诗学主张的关键。     

梁代三家书论述略

梁代袁昂、萧衍、庾肩吾三家书论 ,互有异同。袁昂的《古今书评》与萧衍的《书评》内容相近而观点有异 ;萧衍的书论与庾肩吾的《书品》形式不同而美学趣味相同。梁代三家书论的异同 ,说明梁代美学发展的特点或趋势 ,是“趋新”时尚下的“折中”或“折中”趋势下的“趋新”,反映了南北朝后期中国的文艺美学已出现“古质”、“工夫”与“今妍”、“天然”相统一的时代要求     

面对西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批评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人 ,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仅对儒学的现代转换做了巨大努力 ,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而这一点正是学界在研究梁漱溟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时所忽视的。认真探讨这一问题 ,无论是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陈独秀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异同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和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作了详尽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重建中国文化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后者对传统文化持卫道者的立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乍看相反,实则互补,应给予辩证的分析与评价。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宫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 ,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 ,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 ,是造成其文学思想的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 ,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